2017年,海信团体研发中央从青岛市江西路11号迁往位于崂山的新研发园区。此前一年间,围绕江西路这块黄金宝地的用途,海信内部有过几回讨论。有人算了一笔账,若是拿来开发房地产,预计有十几亿元收益。
海信团体董事长周厚健一锤定音:“决不能做房地产。”
两年多后,一座以“科学和自然探索”为主题的科学探索中央在这里完工,向社会开放。在1.3万平方米的体验空间里,孩子们可以去体会生命从那里来,可以通过互动试验感受莫比乌斯环、伯努利原理、牛顿摆和风力发电,可以摸到真实的挖掘机、消防机、收割机,甚至到驾驶室里操作,通过考察车辆纹路中花纹的区别,来寻找摩擦力和重力的秘密……
青岛的网红打卡地中,海信科学探索中央的排名有时会逾越一些老牌景点。
今年7月造访周厚健时,他说到这件事:“地的市场价值确实很高,但我脑子里从未动过做房地产的念头。由于青岛市政府在崂山帮海信弄了一块很大、很好的研发用地,希望我们好好做研发,而不是掉进钱眼里。”
“更主要的是,从海信几十年的生长中,我深刻地知道手艺的主要性。手艺创新的条件是好奇心。爱因斯坦说过‘我没有稀奇的天才,我只有强烈的好奇心’。乐成源自好奇心,好奇心源自对大自然和科学手艺的兴趣。以是我们的团队走遍全球着名的科学博物馆,借鉴学习,最后建成了这个探索中央,希望从科普的角度唤起人人的好奇心。”
“我们放弃了十几个亿的收益,但我们为青岛缔造的价值更高。有些价值不是用钱能盘算的。”
| 海信科学探索中央珍藏的天下上第一台电视机
2010年,中国大陆一共生产了1.18亿台电视机,其中1亿台为平板电视。
平板电视的焦点器件是显示芯片、显示屏及模组,95%以上要入口,一年要花约莫2600亿元。显示面板是那时中国继石油、铁矿石、集成电路后的第四大入口质料。时任工信部向导的苗圩说,中国显示产业的要害问题是“缺芯少屏”。
“芯是芯片,屏是面板。面板已往主要由日韩企业主导,稀奇是三星优势很大。面板工业是‘吃钱的老虎’,高投入,重资产,手艺和工艺庞大,风险很大。2001年,大陆面板厂商的面板出货量只占大陆整个彩电生产量的2%,然则到2019年已经占71%,‘少屏’的历史被改写。现在全球面板产业已经由中国来主导。”
“十年前一台42寸液晶电视的销售价最少在5000元以上,现在在1000元以内。这就是华星光电等中国显示企业崛起、让面板价钱大大降低的效果。”
9月中旬,我在深圳的TCL华星光电手艺有限公司观光,华星光电高级副总裁赵军这样先容。
华星光电和京东方,被誉为中国面板工业的双雄。
2009年,在深圳市政府鼎力支持下,TCL华星光电建立,TCL从终端产品进入半导体显示。现在,华星光电已建和在建的生产线共6条,合计投资金额近2000亿元。最近,在苏州的三星8.5代线被华星光电收购,这标志着大陆面板产业用十几年时间完成了逆袭。
从2013年起,TCL团体最先从房地产领域退出,昔时12月将旗下的惠州TCL房地产开发公司70%的股权转让给香港名堂年团体。转让后,TCL的主营营业为TCL多媒体、TCL通讯、华星光电、家电团体通力电子、部品及质料、销售及物流六块营业,房地产不在其中。
2018年,TCL修订《公司章程》,谋划范围爽性剔除了“在正当取得的土地上举行房地产开发谋划”这一项,彻底去房地产化。
李东生说:“我固然知道靠着工业投资可以到一些地方配套拿房地产用地,我也知道房地产有生长前景,但术业有专攻,一个企业照样要专注于自己有优势的领域才可能乐成,以是我们卖掉了房地产营业。”
“做工业很苦,回报也不是很高,而且要一直不停地投资下去,很难变现。但我就是喜欢,我这一辈子就干电子工业和半导体显示工业。”
李东生和周厚健都出生于1957年,在大学都学无线电,1982年结业后进入企业,至今38年,专心做一事,一事做一生。
除了李东生和周厚健,我曾经采访过的多位企业家,都对房地产不感兴趣。
万华化学在上世纪末最先精壮主业、剥离辅助的改造时,就定下“决不偏离化学领域,永远聚焦主业”的礼貌。万华乐成后,有人建议搞房地产,盖一座烟台市的最高楼作为地标,因和礼貌相悖流产。万华对搞金融也没有兴趣。
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多次发声,不应该再将房价“高高捧起”,福耀绝对不碰房地产。他说:“中国要与其他发达国家竞争,必须解决房地产的问题,降低成本。实体经济的壮大才是最壮大的竞争力,这只有搞好科技和科研,搞好制造业。”
格力电器的董明珠说,“一个企业想赚大钱,应该搞房地产,格力没去做房地产营业,而是选择最艰难、最慢的门路。这条路利润最低,但走得最稳。真正壮大的企业,并不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资金去做房地产,而是不屑于做房地产。”
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2018年接受采访时说,有传言说科大讯飞打着AI的旗帜做房地产,幸好我们这么多年真的没做过,不是说房地产欠好,而是讯飞要坚持主业,在自己的焦点赛道上前进。“我们在天下,除了安徽总部之外,只拿了两块地,一块是2012年在天津的30亩地,用作研发楼,一块是2014年在广州,只有6亩。不仅科大讯飞没做房地产,我们的分子公司也从来没做过房地产。”
华为的任正非更是经常“开炮”房地产价钱太高。2016年他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,深圳房地产太多了,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,生产成本太高工业就生长不起来。记者还问他华为为什么不上市,他说:“守住‘上甘岭’是很难的,若是上市,股东们看着股市那儿可以赚几十亿、几百亿,逼我们横向生长,我们就攻不进‘无人区’了。”
房地产是非常主要的行业,关系到民生福祉,1998年后也被作为“新的经济增进点”和支柱产业,动员性强,堪称“百业之母”。
但为什么在社会认知中房地产商的形象远远赶不上工业家,许多工业家还把房地产列入“负面清单”?
除了房价上涨过快的因素,我以为海南省省长沈晓明2019年在企业家咨询集会上说的一番话颇有原理。他说房地产是一个好器械,能动员修建、消费、家用电器等产业的生长,但房地产就是卖地,没有手艺含量,不需要手艺含量,谁都可以做,“若是不加以限制人人都市去做房地产,对房地产的依赖会越来越高,而我们没有那么多土地可以消耗”。
工业家不喜欢房地产,则是由于房价飙升,打工的不如炒房的,从成本和心态上都是做工业的扰动因素。
网赚赚钱项目,恒大事件启示:如何通过财报理解地产?
日本“谋划之神”、缔造过三个天下500强的稻盛和夫曾有这样一段履历。有一次,一位银行高管来造访他,说两年前房地产最先升值,人人都在购置土地,转卖赢利,“贵公司把利润放在我们银行,非常感谢,但这个社会盛行乞贷买地,贵公司想乞贷,不管若干我们都愿意借,不动产可以保值升值!”稻盛和夫回覆:“我的理念是只有自己额头流汗,辛勤工作赚来的钱才是利润。”
当房地产泡沫破碎,许多公司由于乱投资倒闭时,媒体问稻盛和夫为何有先见之明,他说:“我没你们说的那种先见之明,我只是不喜欢投契赢利,我不喜欢靠转卖房地产赚钱,如此而已。”
稻盛和夫主张“水库式谋划”,这是他向松下幸之助学到的,就是不要动不动就向银行贷款,而要提高储水能力,也就是自有资源的比例。松下幸之助说,一旦下大雨,未建水库的河流就会发大水、发生洪涝灾害,连续日晒河流就会干枯,以是要建水库蓄水,使水量不受天气和环境的左右并始终保持一定的数目。“谋划方面也一样,景气时更要为不景气时做好贮备,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。”
在中国,伶俐的房地产商不是不知道建水库的主要性,而是把各家银行当成了自己的水库。银行也愿意饰演源源不停的水库角色,由于房地产是不停升值的优质资产。水大鱼大,水涨船高,作育了世罕其匹的房地产金融异景。
实在计划和修建都有手艺含量的,我们身边的许多修建物都是都会形象的载体。但中国房地产商给人的印象并非手艺,主要是“圈地+融资”。这么多年来,中国绝大部门地方的绝大部门房地产项目都在升值,但能让消费者从住的角度真正满足的、有手艺和质量保证的屋子则少之又少。
在一定程度上,中国金融是银行主导的,银行贷款是抵押品主导的,而房地产是银行最喜欢的抵押品,于是房价成了中国金融甚至中国经济的稳固之锚!
与此同时,土地出让金以及和房地产相关税费已是维持地方财政运转的要害,在许多都会都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,多则占到百分之七八十。2019年中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“破7奔8”,到达7.7914万亿,房地产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、印花税、住宅房产税(试点)、都会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等11项税收大致在3万亿元以上。可以说,房地产也是地方财政稳固运转之锚!
无论说“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”,照样说“房地产支撑了中国经济”,现实就是房地产必须稳固生长。若是谁想对房地产的太过金融化举行“拆弹”,说不定还没炸到生长商,先把银行和财政炸了。也许是吃准了这一点,多年来,只管不停有政策调控,不少房地产商仍以强悍的进取心,无所畏惧地连续加杠杆!
不外也不要以为,“借债越多越平安”、“借少是孙子,借多是爷”、“大而不能倒”,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。
究竟,房价繁荣的负面价值也很大。尤其是当中国面临“卡脖子”难题的时刻,照样需要工业家、科学家、宽大年轻一代手艺人员去突破,这个时刻指望不上房地产商。
我从不以为房价的非理性高企都是开发商的责任,但我希望提醒开发商,靠拼命加杠杆扩张、打来打去都是打土地和银行的主意、把做大当成第一目的的增进方式不会再有用了。由于国家和老百姓都不认可。哪怕你的规模大的惊人。
已往几年,中国不是有好几家天下500强都掉下来吗?华信、安邦已烟消云散,海航也在艰难瘦身。用过分激进的手段建特殊之功,其基本头脑,大要照样一个“赌”字,而“赌”是无法永远都有胜算的。
中国是大国,有超级大市场,以是在中国把规模做到前几位就可能成为天下500强。但今天中国更需要的是“真正的强”,不是规模的大,是“不能没有你”的焦点竞争力。
我们看到,一些面积小、人口少的小国,却拥有天下级的大企。
2020年天下500强,有14家瑞士公司,13家荷兰公司。瑞士的面积只有重庆的一半,人口只有成都的不到一半,但瑞士有雀巢、罗氏、诺华、ABB这样的500强,另有许多高精尖的制造业细分领域的向导者。天下十大名表除了法国的卡地亚全都是瑞士品牌。荷兰人口只有1740万,但拥有壳牌石油、飞利浦、联合利华这类大企业,也有ASML(阿斯麦)、恩智浦这样影响全球半导体产业款式的主要企业,以及EXACT这样的全球性信息服务软件企业。
中国某个房地产企业出了问题,全天下无感。而若是罗氏、诺华、ABB、ASML、恩智浦出了问题,其所在行业会引发天下性巨震。这就是专注于生产性创新、缔造了不能替换性的企业的价值,而这是需要专心致志、惟精惟一、经年累月,用真知和创新去实现的。
财富骄人不是中国的未来,有大量天下水平的生产性的价值创新,中国才有未来。
不择手段征服市场也不是真本事,征服天下远不如造福天下更让人尊重。
对宽大的中国年轻人来说,他们习惯的企业家形象是斯斯文文的马化腾,有点羞涩的张一鸣,博览群书的王兴,低调无比的汪涛,是T恤、牛仔裤和运动鞋,是每说一句话都有一些价值可以琢磨。再有钱的房地产商,再奢华的生活方式也激不起他们的兴趣,相反只能让他们反感。
这是一个青睐创新企业家的时代,而不是追逐富豪榜的时代。
吉姆·柯林斯在《从优异到卓越》一书中说,“看看你的办公桌,若是你也是一位进取心很强的向导者,想必也有一份清晰的to-do list。而你的stop-doing list 呢?”
“对那些乐成打造卓越公司的人而言,stop-doing list与to-do list的作用相当。”他强调,企业要专注在焦点营业上,忽视或消除那些造成滋扰的营业或投资机遇,企业要有不做什么的“负面清单”。
彼得·德鲁克说,许多公司想要实现的器械太多了,公司的选择性越强(而不是选择面越宽)就越有用率。(A business is more effective when it is more selective.)
德鲁克为此提出“有目的的放弃 ”(purposeful abandonment)一词,“要想生长,公司就必须有一个脱节滋扰物的系统的政策”。
前两年,由于段永平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对话,不做清单(stop-doing list)成为热词。段永平说,不做清单就是你要清楚地知道什么是错误的事情,然后制止去做那些错误的事情。大多数人不是判断不了对错,而是明知是错的还要去做,经不住短期诱惑,这样就离我们想要的天下越来越远了。
他还说,“做对的事情”胜过“把事情做对”,做“对且历久对”的事情更有价值,只有事情是对的,历久做才会有积累。同时,“做对的事情”还远远不够,还要反过来,就是“不做错的事情”,那就是发现错了,就一定要住手、一定要改变。
只有冒险的企业家精神是不够的,企业家还需要理性,有用的公司治理和团队建设,历久主义、专业主义的追求。
中国富豪需要拥抱谦卑主义的市场经济,心里真正有所敬畏。
这就需要明晰,什么器械是不要去做的,或者是必须有所控制的。
罗马教皇曾问雕塑家米开朗基罗若何雕刻出完善的大卫像。米开朗基罗说:“我只是剔除了所有不属于大卫的部门。”
每个企业都需要明了自己心中的“大卫”是什么和在那里。
为了“大卫”,任何企业和企业家一定要有所放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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